末日審判前的賭博阮銘
“六四”屠殺六周年。鄧小平還活著。一批鄧小平大限等候症患者恐怕等得心焦了吧？最近忽然借天安門祭日將臨之際發動了一場“新聞”戰。但對象不是“人之將死”的鄧小平或罪責難逃的李鵬，而是被鄧小平、李鵬的坦克、衝鋒槍殘酷鎮壓的學生運動領袖。始發難者是美國新聞界霸主《紐約時報》。
一、《紐約時報》的彌天大謊 △ 四月三十日，《紐約時報》以幾乎一整版（第十二版）的篇幅，登出五天前（四月二十五日）泰勒（Patrick E. Tyler）發自北京的一則“新聞”，通欄大標題是：“天安門屠殺六年之後，倖存者們在策略手段上重新發生衝突。”（6 Years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Survivors Clash Anew on Tactics ）。 泰勒寫道，“一部今年將在公共電視臺（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公映的三小時記錄片製作者提供了證實學生運動中激進主義傾向的新焦點。一卷軍隊鎮壓前五天訪問柴玲的錄影帶。”接著泰勒引了一大段 “柴玲的話”。我先將英文原文照錄如下： (64memo.com-2004)
"In it, Ms. Chai said the hidden strategy of the leadership group she dominated was to provoke the Government to violence against the unarmed students.With statements like "What we are actually hoping foris bloodshed" and "Only when the square is awash with blood will the people of China open their eyes." (64memo.com/89)
譯成中文是：
在那（錄影帶）裏，柴玲說她控制的領導集團的祕密策略是激怒政府以暴力對付徒手的學生。“我們真的期望流血，只有血洗廣場時中國人民將睜開他們的眼睛。”
為了揭露柴玲有一個誘殺學生的“祕密策略”，泰勒在他的“新聞”中兩次重覆“引用”適段話，接著寫道：
"Ms. Chai also said she herself was not prepared to stay in the square. "I´m not going to be destroyed by this government", she said in the interview. "I want to live. Anyway, that´s how I feel about it. I don´t care if people say I´m selfish."
譯成中文是：
柴玲並說，她自己並不準備留在廣場。“我不要被這個政府毀掉，”柴玲在訪問中說。“我要活下去。不管怎麼樣，我就這樣想，如果別人說我自私，我不在乎。”
就靠這兩段話，所謂激進派有一個誘殺學生的“祕密策略”，而柴玲 “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的“新聞”從《紐約時報》拋了出來。為了突出“新聞”效應，泰勒特別強調，“這些從未完整報導過（have never been fully presented ）的話，提供了對一九八九年群眾示威引發的緊張情景的新的洞察（New insight ）。”
《紐約時報》的“新聞”果真引起轟動。人們紛紛譴責柴玲，有人主張把柴玲同李鵬一起交付審判。也有為她辯護，說她年輕，說她最後還是與學生留在廣場沒有逃走云云。卻無人質疑《紐約時報》“新聞” 的真偽。我於是想，這則“新聞”如果登在北京的《人民日報》上，人們大概會對它的真實性打一個問號，先弄清了事實真相再進行爭論。但它登在美國的《紐約時報》上，人們似乎不假思索地信以為真，他們不相信《紐約時報》會撒謊。然而我有幾點懷疑： (64memo.com - 2004)
第一，《紐約時報》“新聞”的導語和標題說學生領袖們在天安門屠殺六年之後重新爆發了一場策略問題上的“爭吵（ at odds ）或“衝突” （ clash ），還配了張五位學生領袖“在爭論中”（at the center of a debate ）的照片。但據我所知，這幾位昔日學生領袖今天都在各自的公司或學校裏忙於工作與學習。並沒有爆發什麼策略爭論或衝突。我倒是懷疑《紐約時報》發表這篇“新聞”旨在挑起“衝突”。 (64memo中華富強-2004)
第二，幾年來我與這些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有過不同程度的接觸。特別是柴玲，在普林斯頓大學相處較久，我們曾就天安門學生運動的各個方面進行過廣泛的檢討，但從來沒有聽說過“激進派學生領袖”有這樣一個“祕密策略”。第三，我自己由於寫《鄧小平帝國》一書涉及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悲劇，查考過當時能夠找到的中英文有關資料。印象中有一個柴玲五月底錄影講話，曾在電視和文章中被一再引用過。而《紐約時報》“新聞”中引用的柴玲錄影講話，有的似曾相識，有的卻聞所未聞；是否出自同一來源，啟人疑竇。 (64memo中華富強´89)
我查了一查資料，終於真相大白。
（一）泰勒所稱那卷為天安門學生運動提供了“新的焦點、“新的洞察”的錄影訪問從未“完整報導”是假的。我的案頭有一本《聯合報》編輯部編的《天安門一九八九》（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一九八九年八月修訂再版，第四次印行），此書“完整”地收入了《柴玲五月底錄影講話》全文，共六頁（第二六四頁─二六九頁），約九千宇。這篇《柴玲錄影講話》，不但六年前已“完整報導，廣泛流傳；而且就我所查到的，早在一九九零年初，柴玲尚在國內逃亡時，胡平已在自己的文章中摘用這篇錄影講話中的兩段引文（見胡平在《中國之春》上連載發表的《八九民運反思第二章，關於八九民運失敗的結局》，後收入他的 《中國民運反思》一書，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十七─十八頁 ）。對照之下，只能證明“完整準確”的是六年前《聯合報》編輯部編的舊版書，《紐約時報》的“新聞”新在無中生有，故意曲譯，斷章取義，欺騙讀者。 (64memo中華富強/89)
（二）泰勒引述柴玲在錄影訪問中說的“她控制的領導集團的祕密策略是激怒政府以暴力對付徒手的學生”（ Ms. Chai said the hidden strategy of the leadership group she dominated was to provoke the Government toviolence against the unarmed students ）這句話在《柴玲五月底錄影講話》全文中根本沒有。我手頭沒有錄影帶，為了弄清《聯合報》編輯部在整理錄音時是否遺漏，我請在波士頓的柴玲把文字講話全文同錄影帶對照校核。柴玲對照校核了兩遍，文字講話全文與錄影帶完全一致，都沒有泰勒引述的這句成為他的“新聞”的焦點的話。這個“新焦點是他無中生有捏造的。柴玲告訴我，整個錄影帶從頭至尾沒有“祕密策略”、“激怒政府”這類的用詞。 (六四檔案 - 2004)
（三）泰勒無中生有他捏造了他謊稱柴玲說的“激怒政府”的“祕密策略”之後，又對錄影帶中柴玲的原話作了曲譯。一個關鍵的曲譯是把“期待”譯成“hope for”（期望）。柴玲的原話是：“同學們問我，下一步我們有哪些打算和要求，我心裏覺得很悲哀，我本來打算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等到政府最後在無賴之極的時候，用屠殺來對付我們。”（《天安門一九八九》，第二六六頁）從前後文看，很清楚這是柴玲當“形勢變得越來越殘酷嚴峻”（同上書，第二六四頁）時對政府行動的估計，並非提出旨在激怒政府使用暴力的祕密策略。這“期待”譯成英文，可以是await, expect或anticipate；不可以譯成“hope for”。“Hope for" 的含義是expect加上desire（願望、希望），泰勒把這個曲譯同他前面無中生有捏造出來的“激怒政府”的“祕密策略”拼接到一起，“激進派學生領袖”的罪案就製作成功了。我真想不到美國的“中國通“們竟學會了中國歷代專制政權險惡的文字獄伎倆。 (六四檔案´89)
我手頭還有一份美國ABC News 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播出 的The Koppel Report 節目內容。那天的Tragedy at Tiananmen中有這卷柴玲錄影訪問的訪問者Philip Cunningham出場。節目播出了柴玲的話，英譯文是："We are waiting for the government to begin a bloodbath." 這是第一手採訪者符合柴玲原意的譯文，《紐約時報》硬要把“waiting for”改為 “hope for”（期望之意），看來翻譯不必力求符合原文原意，而應滿足《紐約時報》製造激進學生領袖的“祕密策略”的需要。 (六四檔案´89)
（四）、《紐約時報》作出柴玲“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 的道德審判，還採用了斷章取義配合曲譯的雙重策略。柴玲在錄影採訪中講了：“我是上黑名單的人，對政府這樣的殘害，我不甘心，我要求生。我這樣做不知道別人是不是會認為我自私。但應該有人來接替我的工作，民主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天安門一九八九》，第二六八─二六九頁）出於對形勢的嚴峻估計和對廣場某些消極面的失望，柴玲並不諱言地曾感到身心疲憊，提出辭職；她也曾同意廣場指揮部為防備中共“搶打出頭鳥”，要黑名單上的學生領袖暫時隱蔽的決定，離開過廣場。這段話的意思也是這樣，她不甘心被害，要求生，是因為她上了黑名單， 要考慮避開政府抓捕。她心情矛盾，不知道別人會不會認為她自私，但她覺得應該有人（如未上黑名單的人）來接替，她準備轉移做別的工作。對此可以有不同看法，但《紐約時報》用斷章取義的方法歪曲她的意思，把“不要被政府毀掉，要求生”前後的話掐頭去尾，剪接到捏造的“激怒政府”的“祕密策略”一起，不就變成柴玲“要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了嗎？到此，《紐約時報》還不滿足，竟又把“我不知道”（I don´t know） 曲譯為"I don´t care" （我不在乎！），這麼一來，年輕學生領袖在險惡環境中 的矛盾心情一變而為既嗜血又卑怯的流氓策略家口吻了！ 真是機關算盡！ (64memo中華富強´89)
我認為，柴玲作為學生領袖之一，當然可以批評。她並無權利因年輕或者受迫害而逃避批評。人們也不應因她年輕或者受政府迫害而不嚴格要求她，何況作為學生領袖，二十三歲不算太年輕了。不但柴玲在這個錄影訪問中的話可以批評，柴玲和其他學生領袖在整個天安門學生運動中的言行都可以公開批評。“六四”屠夫們害怕批評，他們必須堅持百分之百正確，“一步也不能退”，因為一退即潰。他們是要接受法庭審判的問題。學生則不同，他們將為中國與世界的未來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們必須使自己在批評中不斷進步。 (六四檔案/2004)
然而批評的前提是尊重事實。新聞報導的前提同樣是尊重事實。《紐約時報》有權對事件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斷，但沒有權利捏造事實。現在《紐約時報》捏造出六年前激進派學生有一個激怒政府使用暴力的祕密策略，謊稱是在一盤從未完整發表過的柴玲錄影訪問裏新發現的。事實上這個祕密策略根本不存在，在那盤一個半小時的錄影帶裏根本沒有《紐約時報》所謂“柴玲說她控制的須導集團的祕密策略是激怒政府以暴力對付徙手的學生”這種話！《紐約時報》向全世界撒了一個彌天大謊。 (六四檔案 / 2004)
二、如何“重估”歷史？ △ 五月二日，我寫了一封讀者來信電傳到《紐約時報》編輯部，說明我對該報那篇“新聞”的意見。編輯部不予理會。兩天後（五月四日），收到Patrick E. Tylar的電傳，算是對我的信的答覆。他講了三點：
第一，他查了兩本字典，證明“期待”可以譯成“hope for”。
第二，收在文中引用柴玲的話的譯文，是通曉中文又精通翻譯的Carma Hinton提供的，並且經過Orvill Schell鑒定為完全準確，而ABC News的譯文有的是誤譯。
第三，他提供給我柴玲講話的“完整上下文”，共十九行。
奇怪的是這“完整上下文”裏，並沒有他的那條“新聞”的“核心” ──“柴玲說她控制的領導集團的祕密策略是激怒政府以暴力對付徒手的學生”那句話。最俊，Patrick以教訓我的口吻作結。他說：“新聞工作者和歷史學家將永不停止重新尋找對歷史的新的理解，而攻擊這種誠實而具有專業水平的歷史重估是一個巨大的錯誤，這才是要點。”
原來如此，《紐約時報》百分之百正確！
我當天（五月四日）寫了第二封信給《紐約時報》的Executive Editor, Joseph Lelyveld, 對Patrick的信作出答覆。
第一，Patrick 沒有回答真正的要點，即他的“柴玲說她控制的領導集團的祕密策略是激怒政府以暴力對付徒手的學生”究竟從哪裏來的。
第二，Patrick查了兩本字典，找了兩個幫手幫不了他的忙。究竟《紐約時報》的“hoping for”和ABC News的“waiting for”哪個是 mistranslated，要看上下文。"Hoping for"是從“祕密策略”引伸的。Patrick 提供的full context 中找不到《紐約時報》捏造的“hidden strategy”，使“hoping for”也落了空。Patrick指責ABC News“誤譯”（mistranslated） 並無根據。 (64memo祖國萬歲 / 89)
第三，與Patrick宣稱的相反，我不反對重估歷史。為了“誠實和具有專業水平”地重估這一重大事件，現在《紐約時報》有責任發表我的兩封信。
《紐約時報》沒有回答。
天安門悲劇已經過去了六年。歷史的真相遠遠沒有充分披露，包括基本事實、事件發展過程及其根源，“誠實地、專業標準地重估歷史”，應當嚴謹地發掘被湮沒的事實真相，弄清事實的來龍去脈，找出悲劇的真實原因，從而記取真正的歷史教訓，而不是為了某種政治或“專業”的利益，任意捏造事實，歪曲事實進程，去製造聳人視聽的“新聞”或論證某種虛妄的主張。可惜《紐約時報》標榜的是前者， 做的卻是後者。 (六四檔案´89)
《紐約時報》的“新聞”，並沒有發現任何被湮沒的事實真相，而是 無中生有地假造一個激進派學生領導集團激怒政府以暴力對付學生的祕密策略，硬栽進柴玲的嘴裏，謊稱是柴玲六年前說過的話，今天才由Patrick首次披露！於是天安門悲劇的“歷史重估”就從這枚偽裝的神蛋裏破殼而出了：
一、在那六週期間，學生領袖中存在兩個派別和兩種策略。運動後期穩健派向激進派的極端主義讓了路。激進派學生領導集團破壞了穩健派見好就收的歷史機會，把運動推向了極端。
二、佔據了運動後期統治地位的激進派學生領導集團，有一個從未公開過的祕密策略──激怒政府以暴力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讓流血來喚起民眾。
三、激進派學生領導集團缺乏起碼的責任感和道德感。他們在激怒政府用暴力對付學生的同時，正在策劃自身的逃亡，即“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而且任人指責也“不在乎”！
四、多數學生自發性抗議示威的“動機”雖然“毋須懷疑”，但現在看來，他們又是被利用為激進派學生領袖的誘殺策略的誘餌。
五、中共政府的血腥屠殺雖然“毋須饒恕”，但他們難道不也是中了激進學生領袖誘殺策略的祕計？如果沒有激進派領導集團的祕密策略，本來政府是不用出兵的。這類歷史的假想，前幾年某些民運精英發表的“反思”文章中早已零零星星地設計出來過，不過沒有《紐約時報》做得那麼驚心動魄，那麼“完整”系統，因而也不那麼引人注意罷了。
例如當柴玲還在中共政府通緝令追捕下輾轉逃亡時，胡平已經在他的《八九民運反思》裏寫道：
“根據柴玲五月底的一個錄影講話她說到：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等到政府最後在無賴之極的時候，用屠殺來對付我們，我想只有到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國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團結起來。
如果從柴玲這段話來，運動的結果正好符合了她的預期，因此我們可以說它是成功的了。但是，八九民運的絕大部分參與者肯定不是持有與柴玲相同的目的預期，柴玲本人恐怕也不是從運動一開始就有上述的打算。所以我們很難按照柴玲這段話便斷言八九民運是實現了它的目的。”
記得我讀到胡平這段話時，正在密西根州的一個小鎮Ann Arbor 寫我的《鄧小平帝國》。這段話曾經在那裏的朋友們中引起過小小的討論。 大家對胡平根據他引用的幾句話就得出流血是柴玲的“目的預期”這個結論只是感到奇怪而已，我們當時的注意力是在他後面那段更有趣的話：
“倘若八九民運見好就收，此後又遇上東歐、蘇聯巨變的刺激，則今日之中國大陸，共產黨的一黨專制恐怕已然終結。”
今天我不在這裏討論胡平的假設和結論，而是要說明《紐約時報》的“重估”歷史與五年前胡平的“反思”歷史有什麼不同。
胡平五年前引用柴玲說過的話，得出胡平自己的推論；胡平作出歷史的假設，又推出自己認為可能的歷史結局。這是胡平的言論自由，創作自由。人們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他的推論、假設、結論，但他有權提出，人們也有權表示異議，這才能構成正常的、合法的爭論。
而《紐約時報》的做法完全不同。對一九九五年四月三十日《紐約時報》A十二版上登出的那則“新聞”，現在已經有充分根據作出判斷，Patrick在有關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悲劇的歷史事實和歷史資料方面，並沒有提供超出胡平五年前掌握的事實和資料之外的任何新東西。《紐約時報》的“新”貢獻只有一點，就是Patrick 捏造出來栽進柴玲口中的那句話：
Ms. Chai said the hidden strategy of the leadership group she dominated was to provoke the Government to violence against the unarmed students.
這個“新”貢獻同歷史事實毫無關係。連中共政府“六四”屠殺以來官方製作的“反革命暴亂”宣傳資料裏也未見這樣的栽贓。
半個多月來，《紐約時報》的“新聞”引發的歷史“重估”表面上雖然頗為轟動，內容卻是十分荒誕的。我讀到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石之瑜寫的一篇文章《不要怪柴玲》。文章描述了”這兩天上課， 學生都討論柴玲的事……感到震撼，即令現實慣了的臺灣學生，聽了都有些支持不住”。石教授又是怎樣為柴玲辯護的呢？ 他舉了八國 聯軍進北京時，慈禧太后一面表現激進，向世界宣戰，一面置拳民生死於不顧，帶光緒逃生等歷史實例，說明“領袖夾在激進風格與逃生需要中，的確很為難”。我不知道學生們聽了這樣的辯護怎麼想，但我由此感到，這種用製造學生領袖口中說出的話來摧毀天安門學生運動的“祕密策略”，其殺傷力是可以勝過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的坦克和衝鋒槍的。但這不屬於“重估歷史”的理性力量；這是新聞霸權的文字暴力。 (64檔案/89)
因為重估歷史的理性爭論，最起碼的態度是不撒謊。而在爭論之前，要弄清事實的存在與否。魯迅講過一個笑話，一群秀才在殿堂上爭論匾上的文字，爭了大半天，原來那塊匾還沒有掛起。
三、廣場不是賭場 △ 我認為無論怎樣“重估”天安門學生運動，有兩個基本事實是不容抹煞的：
第一，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生運動是一場爭取人民自由權利、反對政府專制腐敗的憲政民主運動，不是“暴民運動”、“泄憤運動”。連鄧小平都明白，他在四月二十四日為學生運動定調時說：“他們利用憲法上的權利和我們鬥，我們要抓緊立法，北京有《十條》，用這個約束他們！”這是公然主張用違憲的地方立法夾取消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學生也明白這一 點，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針對違憲的北京《十條》和根據鄧小平調子寫成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提出開展護憲運動。 (64memo.com - 89)
第二，為了實現憲政民主目標的基本策略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這一點始終不變，學生和民眾直到政府揮動屠刀，仍堅持和平抗爭的原則。 柴玲在六月四日軍隊開進天安門廣場前的最後的話是：“廣場統一指揮部發佈第五號最嚴厲的命令：請所有的手中有棍棒、瓶子、磚頭、甚至燃燒彈的同學立即放下這些徙有虛名的武器。你們知道嗎？在西長安街上，已經是屍體遍地，血流成河，被殺的、被打的都是那些投擲東西的人。你可以、你可以扔東西，作為你個人，而你想到沒有，只要你一扔，所有的同學都要犧牲。”這兩點不僅是不容抹煞的歷史事實，也是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歷史遺產。 某些精英的“反思”蓄意否定的也是這兩點。 (六四檔案´89)
“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理論家們否定的是天安門運動的憲政民主目標。他們把憲政民主目標視為危險的“激進主義”。如蕭功秦提出所謂“權威制約論”來對抗憲政民主。他說；“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目前階段，無論國民素質還是社會結構所達到的契約化水平，遠遠沒有達到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條件，開放民主參與空間只會起到促進政治分裂的助燃作用，人大議會化只能使人大變成各種政治力量煽動民眾情緒的講臺，長期積累的各種政治訴求一旦有了宣泄條件，就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使人們得寸進尺提出新的政治訴求，政治動盪就會再次出現。”他主張“以強有力的執政黨的權威政治來克服軟政權化與軌範貧乏化是唯一可行的選擇”。 (六四檔案/89)
否定“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主張則來自兩方面。一是主張以人民暴力反抗政府暴力；二是歪曲學生運動的非暴力原則，如《紐約時報》制 造出“激怒政府使用暴力”的“祕密策略”和激進派學生領袖“讓別人流 血． 而自己求生”的謊言就是後一種。
事實上，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在憲政民主目標和非暴力原則造兩個基本問題上不存在兩個對立的派別與兩種對立的策略。至於學生與民眾的具體行動步驟，取決於迅速變化的形勢下各種政治力量的互動和實際情況的考量，非少數學生領袖個人意志左右一切。比如《紐約時報》視為“核 心問題”的撤與不撤，何時撤。事實是這樣的：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首都各界聯席會議”討論通過《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聲明》是由學者起草的，其中第八條全文是：
“不管黨內鬥爭如何，這場學運和民運都將始終不渝地堅持自己的目標。我們重申近期的具體目標如下：第一，解除戒嚴令，撤回部隊；第二，否定四．二六社論，否定李鵬五．二五講話，公開肯定這次運動是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承認群眾自治組織以及具有真正代表性的民間自治組織的合法性：第三，立即召開人大緊急會議，討論全體人民一致發出的罷免李鵬的呼籲，從而創造在民主和法制的程序上解決問題的良好氣氛。毫無疑問這將是一場長期的鬥爭。為使政府方面對廣大學生和人民堅定的決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特在此向全國和全世界鄭重宣告：如果近期內不召開人大緊急會議，那麼天安門廣場的大規模和平請願活動將至少堅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八次會議召開。” (六四檔案´89)
討論中由於廣場總指揮部柴玲、封從德匯報廣場情況時提出由於財政不敷需要，廣場沒法堅持到六月二十日，才改為五月三十日撤出廣場。五月二十七日晚上王丹在記者會上宣佈後，廣場營地聯席會議三百一十七校代表多數仍主張堅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召開。五月二十八日“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否決了五月三十日撤退建議，恢復原來堅持到六月二十日的建議。當時大公報、文匯報都有報導： (64memo反貪倡廉 / 2004)
（大公報二十八日北京專電）“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今天在一印發的聲明中提出，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靜坐請願活動至少將延續至六月二十日人大八次會議召開為止。“聯席會議”昨天由學生領袖王丹宣佈一份聲明曾建議，在本月三十日撤出廣場，靜坐請願告一段落。今天印發的聲明修正了以上建議。聲明解釋說，“聯席會議”最初草擬的聲明就提出，要堅持到六月二十日。但後來聽取了廣場總指揮柴玲等的匯報廣場情況，以及市高聯動議撤出廣場後，“聯席會議”把建議改為於五月三十日撤出廣場。“聯席會議”今天再開會討論後，否決了五月三十日撤退的建議，維持原來堅持至六月二十日的建議。 (64memo反貪倡廉-89)
另據《文匯報》二十九日報導，二十七晚提前撤離的決定，是由於聽取廣場總指揮柴玲、副總指揮封從德的意見。
這是否兩派學生領袖之間激進極端與穩健節制兩種策略之爭，應不難判斷。
至於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有沒有穩健派的“見好就收”策略，這個策略是否真的穩健節制，也是一個疑問。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策略，是在“六四”屠殺半年多之後胡平的《八九民運反思》中，那是同“見壞就上”連在一起的。胡平說，“見壞就上，見好就收”是一組配套的策略，他早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寫的《見壞就上，見好就收》中提出。但我懷疑當時廣場上的穩健派看到並接受這個策略，因為在這次《紐約時報》報導（《世界日報》中譯文）之前，我未在天安門運動的資料中見過記載。 (64memo.com - 89)
記得那時在密西根大學的朋友中議論胡平的策略，大家感興趣的是這好或壞，收或上的時間如何測定？議論的結果是難以測定。好比在拉斯維加斯賭博，嬴多少才算好？見好就收已不易收到恰到好處。至於見壞就上．更是凶險莫測，非賭到傾家盪產焉有止時？
譬如胡平說他在五月二十一日文中就指出：“中共溫和派已經失勢，戒嚴令已經頒布，大規模的殘酷鎮壓勢在必行。既然我們沒能在以前形勢有利時收兵，那麼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了退路。在高壓面前的撤退，只能失敗，是前功盡棄，是血流成河。”
接著他又說：“在非暴力鬥爭中，如同在暴力鬥爭中一樣。當情況緊急、迫不得已，犧牲是難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則不能勝利，而且到頭來仍免不了犧牲，只是徒然地使犧牲失去了它的最可貴的價值。我當然不是說血肉之軀可以抵得過坦克機槍。但是，倘若屠殺（所謂“清場”）一直拖延到天亮仍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現劇變”。
我於是想，假如是胡平而不是柴玲在天安門廣場，他將怎樣見壞就上，讓屠殺一直拖延到天亮？政局又將出現怎樣的劇變？先不去說這場難以預測的賭博結局如何，我實在看不出這策略的“穩健節 制”在哪裹？
四、民主女神會回來的 △ 天安門悲劇已經過去了六年。被中共戒嚴部隊摧毀的民主女神將永遠消失在廣場麼？我不這樣認為。只要她存在人們的心中，民主女神會回來的。
六年來的確有人做出種種努力，把民主女神從人們的心中抹掉。
他們用暴力，用欺騙，用權力，用金錢，用陰謀策略，用形形色色東方、西方意識形態的軟刀子，把民主女神從人們的心中剜掉。
反“激進主義”也是刺向人們心中的民主女神的一把軟刀子。
今天更值得我們思索的是，為什麼像《紐約時報》這樣的美國傳媒大亨，也走進了反“激進主義”的前列，還撒出那樣的彌天大謊？
最近一篇題為《中國的權力鬥爭》的《紐約時報》社論道出了一點玄機：
“華盛頓對中國政治繼承只有有限的影響力，主要通過給予世界領袖的待遇來提高競爭者的聲望。克林頓總統在莫斯科避免同江澤民單獨會晤是高明的一招。對於高度不確定的中國未來，謹慎中立是維護美國利益的最佳政策”。
接著登出了Patrick Tyler 的最新報導：《老戰士可能得到鄧的鬥蓬》， 他說：
“在鄧小平過世之後，仍在世的六個革命元老中，只有一個指揮過三百二十萬人民解放軍，未來政治繼承中的主角。只有一個到華盛頓作過國事訪問，經常談論與美國保持堅強友誼的重要性，並且視布殊總統為他個人的朋友。只有一個陪同鄧小平南巡，把改革從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暴力鎮壓後的強硬路線倒退中解救出來。他的名字叫楊尚昆，一個經常支持改革派的軍人。在八十幾歲的元老中間，他具有最大的威懾能量對他的終生朋友鄧小平遺留下來的不安寧的十二億人口國家重新作出政治安排。雖然楊的年齡令人懷疑他能夠主導幾年繼承之爭，但是在鄧後，他的影響力可以左右派系的平衡。楊是元老中唯一與鄧小平有相同的黨政軍資歷，而且同樣重要的，他也全力支持中國經濟改革。如果鄧小平安排好的政治繼承突然崩潰，那不是第一次。毛在死前選擇華國鋒，寫下‘你辦事，我放心’。今天鄧小平透過他的女兒說江澤民管事他滿意。許多中國人認為維持不長。江澤民是中國強硬派接受的人物，是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後鄧小平與強硬派妥協的產物”。 (六四檔案-89)
原來如此。“謹慎中立”是幌子，《紐約時報》的第一筆賭注，已經壓在這位八十八歲的布殊老朋友身上，並教導華盛頓以它有限的影響力，去提高從天安門屠夫中精選出來的這位競爭者的聲望！ 可惜這未必是“維護美國利益”的最佳選擇。
第一．楊尚昆的威懾能量並不如Patrick想像的那麼大。他對軍隊的影響力也是有限的。鄧小平重用楊尚昆、楊白冰兄弟時，軍中元老曾公開表示不服。聶榮臻元帥指出楊尚昆在王明路線時期搞垮過一回軍隊，不能再讓他搞垮第二回了。當江澤民設計除掉楊氏兩兄弟成功時，軍中不少人大啖涮“羊”肉歡慶。楊尚昆也並非一貫支持改革派，倒胡（耀邦） 倒趙（紫陽），他都扮演了不大光明的角色。他在軍委會議上作揭發胡耀邦講話，調門最高，充斥污蔑不實之詞，以至鄧小平也不得不下令收回這位朋友的講稿不予下達。倒是“六四”屠殺後抵制江澤民、李鵬的反改革，“反和平演變”，他立下過“保駕護航”的汗馬功勞。將功折罪，可否在“未日審判”時予以寬容，與李鵬區別對待？還得看法律怎麼說。但賭他出來繼承鄧小平的“大統”，我看必輸無疑。 (64memo祖國萬歲´89)
第二，“對於高度不確定的中國未來”，有一點確定無疑：在天安門城樓上，中國將不再出現一個新皇帝，無論他姓江還是姓楊！不但因為楊尚昆個人條件不可能成為新的毛澤東或鄧小平，中國人民也不再允許去建立一個毛澤東、鄧小平之後的第三帝國。中國人民將繼續努力實現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憲政民主目標。民主女神會回來的。
餘論：胡平圓不了《紐約時報》的謊 △ 行將結束本文時，讀到胡平新作《回首天安門》，其中一節是專為 《紐約時報》圓謊的。照錄如下：
《紐約時報》文章寫道：“柴玲在訪談中說，由她領導的廣場指揮部的祕密策略（hidden strategy）是，挑起政府以暴力對待手無寸鐵的學生。”“祕密策略”一詞可能會引起嚴重的誤解。有些讀者或許會以為，在柴玲等人那裏，有著一套早就深思熟慮、精心擬制且密不示人的通盤計劃。按照這種理解，人們就有理由認為，原來“六四”屠殺 事件，竟然是少數學生領袖蓄謀追求、刻意挑動的結果。我認為這種理解是不正確的。 (64memo祖國萬歲 / 89)
在我看來，導致此種誤解的原因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中英文兩種詞匯的差異。不錯，strategy應當譯成戰略、策略；不過在英文中，strategy的應用範圍要比中文的“戰略、策略”寬得多。
讀到這裏，我不禁糊塗起來。《紐約時報》引用的是柴玲的訪問錄影， 明明寫的是Ms. Chai said（柴女士說）；而柴玲在接受訪問時講的是中文不是英文：英文應當是《紐約時報》從柴玲的中文翻譯過來的。怎麼會發生胡平所說．來自英文翻譯成中文時，因中英文兩種詞匯的差異產生的誤解呢？
我想，這是不是由於胡平急於為《紐約時報》解釋的好心，使他還沒有弄清《紐約時報》究竟做了什麼就為它辯護起來了？
中共整人有一套辦法，叫它“祕密策略”也可以。就是捏造出一句話， 塞進某個人的嘴裏公之於眾，然後發動對這句話的“大批判”，批倒批臭這個人。舉個眾所週知的例子。一九五七年反右時，《人民日報》引用人大講師葛佩琦要殺共產黨的話登在報上，大家信以為真，於是“全國共討之”，葛佩琦就成了十惡不赦的極右派（注一．極右派相當於右派中的radical extremism）。二十多年後才弄清，事實上葛佩琦根本沒有講過這句話，《人民日報》引用他的話是捏造的。現在《紐約時報》用的是一樣的策略。Patrick 稱Ms. Chai said the hidden strategy of the leadership group she dominated was to provoke the Government to violence against the unarmed students. 這句話在柴玲錄影訪談中根本沒有，因而也沒有什麼可以造成誤解的。胡平提出的問題，可能指《世界日報》將Patrick的偽造由英文翻譯成中文時會不會導致誤解。其實這個問題非常簡單，如果Patrick引用柴玲的話真是柴玲在錄影訪問裏講了的，查對一下柴玲的中文原話立即可以不辯自明。 (64memo.com´89)
其實Patrick心裏很明白。他在給我的信中談他查了兩本字典，為他曲譯“hoping for”一詞作辯，卻避而不提他偽造出hidden strategy 的這一整句。他大概找不出任何一本文法書准許他的間接引語可以偽造被引者沒有說過的話。
看來不少人已在等候著對“六四”屠殺者的末日審判：有的等著受審，有的等著審人，有的等著看熱鬧，也有的正以歷史學家或新聞記者的名義在做“未日審判”前的罪人尋訪和罪證搜集，並不時公佈之。在這個時候引起爭論是難免的。我只願人們注意一點：至少弄清了事實再投入戰鬥，幸勿重蹈討伐葛佩琦式的覆轍。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九日凌晨）
《天安門》，1995年6月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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