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屹和林培瑞辭職 △ 童屹和方勵之的辭職信中都強調，辭職者是“獨立的中國理事”，即與“中國人權”沒有任何利益關係的中國理事。方勵之上述信件的最後一句話是含有深意的。方勵之辭職後，另一位共同主席伯恩斯坦找他磋商，請求方留任，並由黎安友向方表示，沒有方的名字，向基金會找錢會有困難。所以方勵之提醒他們維護人權組織的“精神和聲譽”的重要。
最後一個辭去理事職務的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他是真正瞭解中國、瞭解中國人的美國的“中國通”。他的行動表明，“中國人權”的矛盾決不是中國人之間的“內鬥”。在給伯恩斯坦的辭職信中，他寫下了一番深刻的觀察：
親愛的鮑勃：
最近的一連串事件使我面臨兩難處境。您、黎安友、胡平、韓東方和羅賓都曾經為了中國和世界的進步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我不希望離開你們。但另一方面，劉賓雁、方勵之、蘇曉康、郭羅基，于浩成和其他一些人影響了我對當代中國最根本的瞭解，他們是我心目中的道德典範。在過去幾天中，我曾經通過黎安友和方勵之作出最後的努力，希望能夠避免不幸的分裂。可是我沒有成功。 (64memo.com - 1989)
且不論雙方的聲譽如何，我認為劉、方、郭和其他一些人對“中國人權”管理方面的批評是對的。他們指出“透明化問題”。現在的制度是，主席對執行委員會保密，執行委員會對理事會保密，管理層還要監視理事會，找出是誰可能洩漏秘密--這非常像中國共產黨的做法。“選舉”也是一樣--提名委員會向理事會提出名單，理事會30分鐘後就要照名單通過或否決，候選人事前沒有公佈，也沒有討論。主席的繼任問題也是這樣，由主席自己建議兩年的過渡期，讓主席來考察他自己的繼任人是否合格。複雜而難懂的預算在提出後必須立即通過，否則“第二天組織就會停擺”。這些問題以及其他一些事項都是由高層人員準備好讓理事會成員通過，可是在理事會成員提出自己的意見時--如理事會應該遵守關於選舉主席的章程--就有人會提出奇怪的反對意見：“我們還沒有充分研究這個問題”。(但是為什麼遵守自己的章程還需要研究？)；“我們需要兩年的過渡期”（真的嗎？美國總統的過渡只需要兩個半月）；“這個工作只有現任主席能做好”（這是誰的意見？是管理層的嗎？）；“迄今沒有遵守規則是理事會的錯誤，不是主席的錯誤，所以不應該懲罰主席”（當然是理事會的錯，但是為糾正錯誤，難道要在13年違反章程之後再增加兩年嗎？）。 (64memo.com´89)
比透明化問題更為嚴重的，在我看來，是批評者擔心的背離人權的“普世”價值的問題。“中國人權”不應該成為任何人的權力基礎或對付別人的山頭，或成為一個“政黨”（不論是否使用這個名稱）。任何人的人權受到侵犯，任何人主張的人權，都應該得到“中國人權”的支援，不論他屬於哪一個團體。北京的朋友告訴我，最近幾年來，“中國人權”的基金被稱為“劉青的錢”；還有人告訴我，徐文立的朋友拿不到“中國人權”的錢，只因為他是徐文立的朋友；好幾個人，包括我在內，都曾經建議給盧四清一些幫助（他住在香港一個很小的公寓內，發出很多關於人權的訊息），但“中國人權”裏面有人卻說盧四清“不可靠”，甚至可能是“特務”――這些都使我感到相當不安。 (64memo.com / 2004)
“公民議政”，不論它在國稅局怎樣申報身份，實際上是一個雛形的政黨。“公民議政”裏面有一些很優秀的人，有一天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好的政黨。但是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公民議政”與“中國人權”具有密切的關係（成員重疊，同一個主席，“公民議政”的人拿“中國人權”的錢，或得到“中國人權”的支持，“公民議政”的辦公室就在“中國人權”的樓下），使得“中國人權”無法專心致力於“普世的”人權，獨立於任何黨派之外。批評者指出，“中國人權”理事會成員中只有一部分人具有“獨立地位”，我理解他們的意思，也跟他們感到完全一樣的擔憂。 (64memo反貪倡廉-89)
理事會的許多成員，包括我自己在內，長期以來都沒有注意到這些問題。我從1989年以來就擔任理事會成員，多年以來我都對人說，“中國人權”和其他海外中國人的團體不一樣，這使我感到驕傲。其他團體－－在這裏我就不點名了－－紛紛垮臺或式微，都是因為有一個領袖把團體變成他個人的派系，敵視其他團體的領袖，結果使得為了共同理想參加團體的其他人全部離開。直到最近我才瞭解到，“中國人權”內部也產生了同樣的情況。沒有瞭解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我自己的過錯。例如，三年前，住在瑞典的茉莉給中國人權理事會寫了一封很長的指責信，當時我沒有給她回信。當時我認為，她的信可能有一兩點是對的，但是她的情緒太大，難免誇張。現在我重新讀她的信，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她舉出的例子雖然不同，但一樣是拉邦結派、自立山頭和相互敵對的問題。 (六四檔案 - 89)
為什麼有這樣一大批人離開了“中國人權”？前幾天，10事會成員辭職，方勵之辭去共同主席的職位。在他們之前，于浩成、王渝、蕭強、Jim Seymour、Sophia Woodman和其他一些人也辭職了。當然，任何團體都有新陳代謝的現象，也應該如此。但是，這麼多人帶著不滿的情緒離開，這難道是正常的現象？在我看來，因為不滿而離開的人太多了，其中包括一些非常優秀、極有聲望的人。我們的一些理事會成員，特別是只會說英語的人，很可能不瞭解我們的一些中國理事在中國人之中的崇高聲望，讓我在這裏做一個簡短的介紹。 (64memo.com - 89)
方勵之因為在1989年發生的不尋常事件，在西方頗為人知。他在理事會開會時英語並不流暢，因此你無法知道他用中文表達時侃侃而談、思想敏銳、幽默機智、文詞典雅的情況。在80年代後期，他風靡了一代中國學生，在今天的中國仍然具有崇高的聲望。
我認為劉賓雁是20世紀後50年中國最令人欽佩的作家。這不只是我個人的意見。1985年，當中國作家協會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自由選舉協會的領導時，劉在全國作家中獲得第二高票。（第一高票是巴金，他主要是20年代後期到40年代中期的作家。）劉在1985年被稱為‘中國的良心’，一直到今天在中國人民心目中保持著這樣的形象。
郭羅基，他身材瘦削，坐在會議室的後面，聲音沙啞，看起來並不顯眼。他是中國著名的政治哲學和法學的教授和學者。他的中文文章極為精確、嚴謹和尖銳。他是在中國第一個對中國共產黨提出法律訴訟的人－－共產黨想不到竟會有人敢這樣做。郭的官司當然打輸了，但他一級一級上訴，雖然輸了官司，卻贏得了輿論。他讓人看清了共產黨既作被告又作法官的真相，以這個兩面現象為例，說明了中國人的生活中的一個有深遠意義的問題。他的人格和膽識到現在仍然得到許多人的欽佩。 (六四檔案 / 2004)
蘇曉康個子不高，不打領帶，不修邊幅，是另一位著名的作家。他編寫了電視節目《河殤》，在1988年夏季成為中國有史以來觀眾最多的節目，帶動風潮，導致1989年全國人民的抗議行動。我認為蘇的文學作品很像最近去世的Susan Sontag（但蘇的讀者不知要多多少倍）。蘇的著作範圍很廣，從中共黨史的轉折到深切反思的回憶，但都一貫體現出蘇曉康式的文體，反映出不斷地探索反省，認真誠實，見解卓越。蘇流亡國外，但在互聯網中發表文章，在中國仍然有許多讀者。 (64memo祖國萬歲 - 89)
這些優秀的人士離開“中國人權”，將在中國人之中引起巨大的反應。不論您認為他們的看法是對是錯，這都是不容忽視的事實。
辭職的人中還有王渝、蕭強和李曉蓉，他們十幾年來向“中國人權”奉獻心血。要是“中國人權”裏面有比王渝更有獻身精神的人，那我可不知道應該說是哪一位。她在“中國人權”志願工作了十多年，只拿交通費。這裏面最重要的不是她替組織省錢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說明她為什麼會多年來為“中國人權”工作。蕭強放棄了物理專業，到“中國人權”工作，卻因為“利益衝突”被迫離開，難道我們真的相信他的“利益衝突”比現在我們看到的更嚴重？我認為現在的“利益衝突”要嚴重得多。李曉蓉在中國人權的時間比任何人都長，她是1989年中國人權的創始人之一，在中國人權幾乎工作了半輩子。我想，她在上兩個星期的感受恐怕只能用肝腸寸斷來形容。如果這些人只是要退休，那也未嘗不可。但是，如果他們是因為不滿而離去，並一致認為“中國人權”迷失了方向，那就很不一樣了。 (Memoir Tiananmen/2004)
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得不提出辭呈。我這樣做時心裏很難過，因為我對您和其他的理事會成員仍然心懷敬意。
林培瑞
2005年1月17日
林培瑞的辭職信，為這次辭職事件作了透徹的分析和中肯的評估。
- 完-
(2/8/2005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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