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面臨兩難境地 △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是在眾多辭職理事中，最後決定辭職者。張偉國等辭職理事認為，林培瑞是「真正的中國通」，他的行動表明，「中國人權的問題並不是中國人之間爭權奪利的內鬥」。
林培瑞在給伯恩斯坦的辭職信中表示，最近的一連串事件，使他面臨兩難處境。伯恩斯坦、黎安友、胡平、韓東方和羅賓，都曾經為了中國和世界的進步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不希望離開他們。但另一方面，「劉賓雁、方勵之、蘇曉康、郭羅基、于浩成和其他一些人，影響了我對當代中國最根本的瞭解，他們是我心目中的道德典範。在過去幾天中，我曾經通過黎安友和方勵之作出最後的努力，希望能夠避免不幸的分裂，可是我沒有成功。」 (64memo中華富強-89)
他說，姑且勿論雙方的聲譽如何，他認為劉賓雁、方勵之、郭羅基和其他一些人，「對中國人權管理方面的批評是對的，他們指出透明化問題。現在的制度是，主席對執行委員會保密，執行委員會對理事會保密，管理層還要監視理事會，找出是誰可能洩漏秘密，這非常像中國共產黨的做法。」
林培瑞指出，比透明化問題更為嚴重的，是批評者擔心的背離人權的「普世」價值的問題。他認為中國人權不應該成為任何人的權力基礎或對付別人的山頭，或成為一個「政黨」。任何人的人權受到侵犯，任何人主張的人權，都應該得到中國人權的支援，不論他屬於哪一個團體。
他說：「北京的朋友告訴我，最近幾年來，中國人權的基金被稱為『劉青的錢』；還有人告訴我，徐文立的朋友拿不到中國人權的錢，只因為他是徐文立的朋友；好幾個人，包括我在內，都曾經建議給盧四清（香港中國人權民運資訊中心負責人）一些幫助（他住在香港一個很小的公寓內，發出很多關於人權的訊息），但中國人權裏面有人卻說盧四清『不可靠』，甚至可能是『特務』──這些都使我感到相當不安。」 (64memo祖國萬歲/89)
他承認，理事會的許多成員，包括他自己在內，長期以來都沒有注意到這些問題。「我從1989年以來就擔任理事會成員，多年以來我都對人說，中國人權和其他海外中國人的團體不一樣，這使我感到驕傲。」
林培瑞接著指出，「其他團體紛紛垮臺或式微，都是因為有一個領袖把團體變成他個人的派系，敵視其他團體的領袖，結果使得為了共同理想參加團體的其他人全部離開。直到最近我才瞭解到，中國人權內部也產生了同樣的情況。沒有瞭解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我自己的過錯。」
他舉例，三年前，住在瑞典的茉莉給中國人權理事會寫了一封很長的指責信，「當時我沒有給她回信。當時我認為，她的信可能有一兩點是對的，但是她的情緒太大，難免誇張。現在我重新讀她的信，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她舉出的例子雖然不同，但一樣是拉幫結派、自立山頭和相互敵對的問題。」
他質疑，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大批人離開了中國人權？先是十名理事會成員辭職，方勵之辭去共同主席的職位。在他們之前，于浩成、王渝、蕭強、司馬晉（Jim Seymour）、索費亞(Sophia Woodman)和其他一些人也辭職了。「當然，任何團體都有新陳代謝的現象，也應該如此。但是，這麼多人帶著不滿的情緒離開，這難道是正常的現象？在我看來，因為不滿而離開的人太多了，其中包括一些非常優秀、極有聲望的人。」 (64memo.com - 2004)
林培瑞強調，諸如方勵之、劉賓雁、郭羅基和蘇曉康等一批優秀人士離開中國人權，將在中國人之中引起巨大的反應。不論他們的看法是對是錯，這都是不容忽視的事實。他說，辭職理事都是因為不滿而離去，並一致認為中國人權「迷失了方向」，事情的性質就會很不一樣。
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 △ 林培瑞信中提到的茉莉，是現居瑞典的大陸流亡異議人士、女作家（本名莫莉花），她是在海外最早向劉青發難的人之一。早在2002年1月29日，她就致函中國人權理事，表示「劉青不宜再任職中國人權執行主席」，她在信中批評劉青態度「傲慢專橫」，指劉青來到海外後，「這麼多年來，他從一個熱情真誠的理想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冷漠自大的官僚」。
茉莉對劉青的不滿還包括，一些逃到西方的大陸異議人士，「只要不是大名人，劉青的態度就冷漠得可怕。他們經常聲稱中國人權組織『不是慈善機構』」。
茉莉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劉青走到這一步，每個理事都有責任。長期以來中國人權組織過於信賴一兩個人，很少盡監督過問之責，「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這是一條鐵的定律」。這樣，中國人權組織就成了許多人眼中的「劉氏人權」，劉青也成了為人垢病的「萬年主席」。
（原載《世界週刊》2005/2/13）
(2/14/2005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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