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memo - 我的 89 印象──紀念“六四”十三週年 by 蔣培坤

我的 89 印象 ── 紀念“六四”十三週年蔣培坤　　89天安門民主運動十三週年快來到了，關於這場運動，今天保留我在記憶裏的，也許僅僅是一些零星、殘缺的片段和印象了。但這對我來說仍然是重要的，因為它曾經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且因此改變了我的後半生。　　1989年春天的那場學生運動開始時，我和丁都只是一個旁觀者。這對我們來說是很自然的。經歷過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十年“文革”的我們，己經對政治產生了厭倦，特別是對群眾性的政治運動。幾乎可以說有一種類似於本能的憎惡。因此，對於這場學潮，最我們是抱著規避和觀望的態度；有關這次學潮的消息，也只是被動地接受；消息來源也很有限，僅僅來自自己的學生和正在讀中學的兒子。 (六四檔案/89)　　當時，我和丁正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我還擔任了該校美學研究所的所長職務，而丁則是所屬美學教研室的主任。我們都帶了一些攻讀美學碩士學位的研究生。也許是因為所學專業的緣故，這些學生對當時各種流行的思潮尤其是人文方面的思潮有著更多的敏感和關懷；在整個80年代比較寬鬆的環境中，他們也較早從舶來的西方著作中汲取新的思想和觀念。因此，無論在日常的言談中，還是在有關社會、政治及學術問題的討論中，我們都能從他們身上察覺到一種不安和躁動，一種對新的生存狀態的渴求。這些學生在讀大學本科和研究生期間，赶上了幾次被主流意識形態斥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浪潮。雖然執政當局一次又一次地發動對這種所謂“自由化”的批判運動，但他們卻把自己的全部同情毫無保留地給予了那些遭受到整肅的“自由化分子”，比如王若水、劉賓雁、方勵之等等；因為在他們看來，恰恰是這些被當時的所謂正統派視為叛逆的人士以及他們的異端言論，給予了他們掙脫傳統僵化教條的勇氣和力量，並向他們展現了一個有可能作出個人自由選擇的新的視野。 (64memo.com / 2004)　　這是一個思想禁錮逐漸被沖破的年代，一個對於有幸步入大學殿堂的青年學子來說惟恐落在別人後面或惟恐被別人看成落後的年代。他們渴望變動，湯望參與，渴望實現自我的價值，漸漸地，在這新一代青年群體中萌生了一種富有挑戰性的政治意識。他們像至身於曠野的狩獵者那樣注視著周圍的每一個動靜，尋找著各種可能的機遇。1989年春天，一個新的機遇終於來到了。像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那樣，他們敏感地抓住了一位開明領導人的死，以此作為表達自己訴求的突破口。 (64檔案 - 2004)　　這次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突然死亡。胡是一位深受知識界尤其是青年學生愛戴的中共領導人，他在1986年遭鄧小平等黨國元老罷黜掛冠而去的時候，就引發過一次學潮。4月15日胡的含冤而逝，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極大震動，不平憤懣之聲隨處可聞。但人們意想不到的是，這件事竟成了引發新一輪學潮的導火線。在短短的幾天裏，北京的大學生們紛紛“揭竿而起”匯成了一場當時被視為神怪的學生示威請願運動。 (64memo反貪倡廉 / 2004)　　在發生學潮的最初幾天裏，我和丁還是照常給學生上課，照常指導他們的課堂討論，但大家的心思已不在課堂上了。他們講述著首都各高校及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一切，興奮、激動、憤慨，毫無顧忌地慷慨詞，完全把正規的課程撂在一邊。我作為他們的師長，也顧不得什麼師道尊嚴了。我意識到自己所講的一切已變得蒼白無力，不再受他們歡迎了。我理解他們的情緒，也覺得不應該阻攔他們投入這場運動，但我心存疑慮。我想到“文革”中的紅衛兵運動，想到76年的“四五”天安門運動，想到兩年前因胡耀邦被黜而引發的那場從安徽到上海一直蔓延到北京的學生運動，內心總有一種不詳的預感。我想給他們一些忠告，譬如告訴他們，以往的幾次學生運動結果都不很美妙，它們不是被當局所鎮壓，就是被當局所利用，最後無可倖免地成了高層派系鬥爭的犧牲品。我還想告訴他們，在我們中國，政治是一個骯髒的泥潭，跳下去就會滿身污臭，很多人因此而為世人所不齒。但是，我沒有話說出口來；我想，現在給他們上這樣的課他們未必聽得進去，我決定靜觀事態的發展。 (64memo反貪倡廉-89)　　在家裏，我和我妻子要面對的是自己的兒子。兒子當年還只是一個不滿17歲的中學生。也許是出於青少年好奇，也許是政治上的早熟，我注意到幾乎從學潮開始的第一天起，他便對這場運動表現出一種超乎尋常的關切。我和丁都還記得，在北大、清華、人大、師大等學校剛貼出第一批大字報的那天傍晚，他就把有關的消息帶到家裏。以後幾天，他常常利用課餘時間往返於附近的幾所大學，聽大學生們演講，從那些學校抄錄下一些標語、對聯和大字報，幾乎到了癈寢忘食的地步。我們至今還能回憶起他抄錄的一付對聯中有這樣一句：“該死的沒有死，不該死的卻死了”。當時他心裏明白，我們心裏也明白，那該死的和不該死的，都指的是誰。 (64檔案-89)　　兒子對這次學潮的關心，我們並不感到特別意外，因為這對他來說已不是第一次，在86年底87年初的那次學潮中，他就經常冒著嚴寒去各個學校聽演講、抄大字報，了解學運的情況。那時他還是一個不足15歲的孩子。　　面對兒子強烈的參與意識，我們做父母的，內心是矛盾的。我們是過來人，總希望自己的兒子好好讀書，不要去關心什麼政治；但反過來一想，又覺得現在時代不同了，不應該再讓他走我們的老路，何況，他不過是一個未成年的中學生，沒有可能像大學生那樣卷入到運動中去，那麼，就讓他利用課餘時間去開開眼界、了解了解社會，感受一下運動的氣氛，對他的成長也許是一件好事。我曾委婉地對他說過：“你現在還小，不能像大學生那樣參加運動，可以出去看看，算是對民主的一種學習吧。”但是，他母親的態度卻十分明確，也許是出於母親的天性吧，從運動一開始她就為兒子擔心，生怕出什麼事情，因此總想把兒子留在家裏。現在回想起來，她當時的這種擔心是不無道理的。 (64memo中華富強 / 89)　　在以後的幾天，我們聽說大學生上街了，天安門廣場聚集了很多人。到4月19日，又聽說有學生到天安門廣場西側的新華門請願。那天晚飯後，兒子在家裏耽不住，他提出要去看看。他母親多次勸阻無效，我就讓他的姐夫、當時清華大學的一位博士生陪他一起騎自行車去了新華門。為了讓母親放心，他答應到了那裏給家裏打電話。後來我們從他的電話裏知道了發生在新華門的一些情況；學生靜坐、演講、呼口號，警察驅趕人群、打人、抓人，最後把學生塞進大橋車拉回他們各自的學校。第二天，我們又聽說當天夜裏新華門前還流了血，有一位女學生被打成了重傷。 (64memo祖國萬歲 / 89)　　這個時候，北京的學潮已成為全國乃至全世界關注的重大事件。在校園裏，一些人公開傳播從美國之音和BBC等外國電台收聽到的學運信息，更多的人則以目擊者的身份在大庭廣眾中發佈有關的消息。有些消息可能是以訛傳訛走了樣的，但人們都感受到了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迫氣氛；事態的每一個最新發展那怕是一件小小的事情都牽動著人們的心。　　此時此刻，我和丁的課是再也無法講下去了；但我們還是按時去課堂，儘管課堂已空無一人。　　4月22日那天，是官方為已故總書記胡耀邦舉行追悼會的日子，聽說那天天安門廣場聚集了來自各個學校的很多大學生，他們沒有被允許進入大會堂，只能在當局劃出的警戒線以外舉行悼念活動。後來又聽說發生了幾位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下跪請願的事件。這件事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議論，有人把它同清末的“公車上書”相提並論，覺得今天不應該發生這樣的事情。對於這件事我們也很不以為然，覺得今天已不再是皇權時代，這樣做有悖於新的時代。但當時人們普遍地認為，學生的要求是合理的，應予以適當滿足，那怕允許他們選派一些代表參加。然而，學生們的克制、忍讓乃至屈膝以求都沒有換來政府當局的善意回應，反而遭到了羞辱和嘲弄。這自然激起了他們的憤怒。在以後的幾天裏，有更多的學生上街游行，更多的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整個北京城彌漫著一種惶惑不安的情緒，人們都不知道將要發生些什麼。 (64memo反貪倡廉/89)　　這種令人窒息的日子一直挨到4月25日。這天晚飯後，我在校園裏碰到了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人，他們神情緊張、詭秘，都在議論同一件事情，說是鄧小平對學潮有一個講話，鄧明確表示要制止這場動亂；還說了不要怕外國輿論，不要怕流血，那怕是死20萬換20年穩定這類話。我對這些將信將疑，覺得事情並沒有嚴重到這個地步，怎麼會想到死人上去呢；但當時聽起來殺氣騰騰，令人毛骨悚然。也就是在這天晚上，突然從電台的“新聞聯播”裏聽到了《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標題為《要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校園裏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人們的臉上無不顯露出一種懮慮和驚恐。第二天，大家搶著看報紙，印証了傳聞中鄧的那個講話。這件事猶如晴天霹靂，把很多人都打慒了。 (64memo中華富強´89)　　此前，幾乎所有同情學運的北京民眾，包括那些思想觀念稍稍新派一點的知識人士，都認定這次學潮是一場愛國的民主運動。那時，“愛國”還是個讓所有中華兒女熱血沸騰的好字眼，並不像今天一提起“愛國”會讓人產生一種被愚弄的感覺。就我所能接觸到的一些學生來說，我覺得他們投入這場運動，確實是出於一種愛國的熱忱。雖然他們對政府的一些舉措有很多不滿，但絲毫看不出他們有任何想制造動亂或推翻政府的意向。這從當時流傳的一些口號也可以看出，他們無非是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要求懲治官倒和官員的腐敗，要求給予公民言論和結社的自由等等。那時人們對造成深重災難的“文革”動亂還記憶猶新，有一些人也確實擔心這次學運重蹈“文革”的覆轍；但更多的人覺得這次學潮同“文革”不一樣，他們不相信會再來一次“文革”那樣的動亂。 (六四檔案 - 2004)　　在這些日子裏，兒子常常帶回來一些最新的消息，間或發表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覺得他突然長大了，在他身上似乎有了一種責任感。他告訴我們，他很想參加遊行，但大學生不讓陌生人加入他的遊行隊伍，因此他只能幫著在馬路兩旁維持秩序，當一名義務的糾察隊員。也許，我對兒子的一些想法已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溝通吧，在當時，我無法否認兒子渴望參與的正當性；我甚至產生了對自己的懷疑──懷疑自己是不是成了時代的落伍者。一直到今天，每當想起這件事我都還有一種難以解脫的歉疚，覺得愧對已經死去的兒子，很難想像，在4月27日那次學生的大遊行之前，我們做父母的竟然沒有誇出校門一步，去實際感受一下學運的氣氛，是一種什麼力量使我們自我禁錮在狹小的書齌和課堂呢？所謂對學運的同情啊，理解啊，這不是太廉價了嗎！ (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為了抗議《人民日報》那篇把學運定性為動亂的“四‧二六”社論，以北大、清華、人大為首的全市各高校大學生在社論發表的第二天，發動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大遊行。據說那天上街的人包括前往圍觀、聲援的首都各界民眾有百萬之眾。　　這天上午，我終於鼓起勇氣第一次跨出校門，作為旁觀者目睹了那令人振奮的宏大場面。遊行隊伍從清華、北大朝人大方向緩緩行進，遇到了大批軍警的堵截，每到一個路口，隊伍都不得不停止下來，與軍警形成對峙的局面，似乎向前挪動一步都十分困難，但不久一道道封鎖線被沖破了。我目睹馬路兩旁如潮涌般聲援的民眾一個路口一個路口地逼退了軍警們列成方陣的圍堵阻截，使遊行隊伍得以在兩邊築起的人牆中間順利通過。我親身感受到了人心的向背。共產黨的宣傳一向用所謂“魚水情”來比喻軍民之間的關係，一些上了年紀的人也常常談起49年北京市民夾道歡迎“解放軍”進城時的動人情景，想不到今天所看到的卻是這另一番景象，一向倍受尊敬的“解放軍”竟站到了學生和市民的對立面。但學生和市民似乎並不憎恨“解放軍”，更不想同派來鎮壓他們的軍警發生沖突：相反，為了盡可能減少與軍警的摩擦，他們主動地把遊行隊伍限制在靠邊的人行道上。那浩浩蕩蕩、望不到頭尾的遊行隊伍一路上秩序井然，秋毫無犯，既沒有過激的行動，也沒有過激的標語、口號。為了表明這次遊行的正當性，學生們甚至在標語牌上用顯眼的大字體抄錄了憲法中的有關條文……。目睹的一切，我越來越覺得政府當局把這場學運說成“動亂”是多麼的不講道理，多麼的荒謬！ (64memo.com-89)　　我開始意識到了自己有某種責任，應當以一個運動目擊者的身份來為這場學運做辯護。　　“四‧二七”大遊行震撼了整個北京城，迫使社會各界不得不表明自己對這場學運的態度。第二天上午，我所在的民主黨派一一九三學社的一個支社就目前時局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與會者不約而同地議論到那篇不得人心的“四‧二六”社論以及由此引發的百萬人大遊行，認為社論把學運定性為“動亂”是完全違背事實的，政府當局必須加以糾正。當時我作為這個支社的負責人之一，提議發一個書面聲明，以表明自己黨派的態度。我記得這個聲明的大意是：政府應公開承認這次學運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並收回那篇社論；對於學生們提出的要求，政府應以對話方式解決，放棄採取鎮壓的手段這反映了當時普遍的民意，也是我當時的一個內心祈求。 (64memo.com / 89)　　在“四‧二七”大遊行以後的一些日子裏，大學生們並沒有組織更大的行動，據來自各方面的傳聞，好像是政府要求學生回校復課，而學生則要求與政府對話。記得這期間政府曾安排過一次對話，從電視裏看到，參加這次對話的學生代表很多，滿滿的一屋子，有些人看起來是官方指定的。至於這次對話雙方都說了什麼，已經沒有印象了，給我印象最深的倒是政府方面一個叫袁木的，此人口若懸河，從容應對著學生代表的提問和責難，但每一句話都顯露出某些共產黨官僚所特有的圓滑和虛偽。當然，這樣的對話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64memo.com / 89)　　那個時候，社會上普遍擔心事態進一步發展會弄得不可收拾，因此希望政府能同學生進行有誠意的對話，以免再次激化矛盾。在學生方面，似乎也有一些人想放棄抗爭，希望能早日回校復課。在這段時間裏，我們最放心不下的，除了自己的兒子，就是我們的學生。我們知道在自己的學生中有幾個自學潮以來一直表現得很激進，我們擔心他們做出不理智的事情，就常常跑到學生宿舍去勸說他們；尤其是丁，她覺得作為一個教師，保護好學生是自己的天職，因此，幾乎每天晚飯後她都要去找他們。但是我們發現，這時我們已很難說動他們了。 (64memo反貪倡廉/89)　　5月4日那一天，各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一個紀念“五‧四”運動70週年的大會，聽說還宣佈了復課的決議。當時的氣氛似乎稍稍緩和了一些，但大家也都清楚，學生與政府之間的對立並沒有消除，學潮不可能很快平息下去。　　也就是在這一天下午，中央統戰部召開了兩個座談會，一個是由閻明復部長主持的知識界知名士座談會，另一個是他委托一位副部長主持的高校民主黨派座談會。我參加了後一個會議，記得出席這個會的有北大、清華、人大、師大的一些人。作為民主黨派的成員，大家都知道開這樣的會對解決學潮起不了多少作用，但人家還是都發了言，會場的氣氛十分活躍；因為大家也都知道，當時任統戰部長的閻明復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共產黨官員，他主持的統戰部也比較尊重來自民主黨派的意見。在這個會上，很多人對鄧小平處理學潮的做法提出了批評，甚至有人提出，如果鄧不能妥善地處理學潮就應該讓別人來處理。當時大家心裏明白，發言者所說“別人”指的是趙紫陽，因為趙當時是總書記，由他出面來處理學潮不僅名正言順，而且有可能通情達理一些。後來聽說，也就是在這一天，趙在亞行（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上的一個講話中，提出把這次學運納入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來解決。這個主張在當時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贊同，包括參加學運的多數學生，但似乎並沒有獲得中共高層一些強硬派人物的認可。 (64memo.com/89)　　那個時候，社會各界的一個普遍願望，就是希望政府改變對學運的強硬態度，在我參加的那個座談會上，幾乎所有的發言也都集中在這一點。他們除了要求政府收回“動亂”的說法，還提出政府應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因為這是消除學生和政府之間隔閡、實現平等對話的基礎。會上有發言者還談到引發這次學潮的原因，認為這是政府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拖延政治體制改革的必然結果，因此要求政府啟動並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採取具體步驟盡快落實憲法中的各項公民權利，在朝野間建立起有效的溝通機制，發言者尤其強烈地要求政府順應民意，採取切實措施來懲治官倒和官員的貪污腐敗，從根本上消除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這次會議一掃以往民主黨派開會時那種坐而論道、言不及義的沉悶氣氛，與會者言辭激烈、懇切、直率、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統戰部召開的一系列此類座談會，很有可能是中共高層趙的一派促成的，後來閻明復在處理學潮中的一些開明做法，以及“六四”後閻隨著趙的下台而受到整肅，也許說明了這一點。 (六四檔案-89)　　在以後的日子裏，政府與學生之間能否達成一致以實現平等對話成了各界民眾最為關注的一件大事。人們的情緒隨著不斷傳來的消息起伏、波動，整個北京城處於一種焦躁的等待之中，大家都期盼著能出現一個好的轉機。但時間一天又一天地過去了，這種對話卻變得越來越渺茫。那些天我在校園裏碰到的幾乎每一個人，都對目前的局勢感到焦慮和悲觀，覺得這個政府已變得不可理喻；為什麼那些口口聲聲自稱為“公僕”的黨團首腦就不能“屈尊”同學生坐到一起呢？難道這樣做就失去了他們的臉面，而政府也就不成其為政府了嗎？ (六四檔案´89)　　終於，在5月13日那天傍晚，人們等來了一個震驚全城的爆炸消息；學生們宣佈絕食了！　　人們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居然發生了，政府把學生逼到了絕路。　　那天下午我正好外出，在雙榆樹路口踫到了由北大方向過來的學生隊伍。令我感到詫異的是他們既沒有打什麼標語，也沒有喊什麼口號，看起來並不像是遊行的樣子，但每一個人都像疾行軍似的，神情都很嚴肅。我拉住一位學生想問個究竟，對方避而不答，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去天安門絕食的。　　在以後的整整一週時間裏，人們把自己全部的關注、全部的感情、全部的懮慮和希冀都傾注到了天安門廣場；尤其是北京的普通民眾，無論是年邁的老者，還是尚不諸事的小學生，無不時刻關注著絕食學生的安危。他們源源不斷地往廣場送去各種必要的補給物品，衣服、被褥、避雨用的塑料布、飲用水等等。當不斷傳來有越來越多的絕食學生昏厥倒地被送往醫院搶救的消息時，幾乎所有的人都變得焦灼不安、懮心如焚，急切地希望這種局面能早一點結束。 (64memo中華富強´89)　　在那些日子裏，首都的各界民眾包括知識界、文化界和一些黨政部門的公務員紛紛走上街頭，發起了聲勢浩大的聲援絕食學生的遊行示威，整個北京市成了沸騰的海洋。這期間，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一些學者和社會名流，包括好幾所名牌大學的校長，也都紛紛發出公開信，表示對時局的關注，呼籲政府同學生對話，呼籲學生撤離廣場。這場聲援運動甚至擴展到了共產黨黨內，記得我所在學校的哲學系就有一百名共產黨員聯署發出了類似的呼籲書：當時丁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也在這份呼籲書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更引起人們注意的是，當時首都各家主要媒體的新聞記者也加入了聲援的行列，他們以“不要強迫我們說謊”為口號，利用新聞管制的短暫失控，對這場全民聲援運動作了及時、廣泛的報道。這是自49年中共建政以來從未有過的。 (六四檔案 / 89)　　5月16日下午，我所在的學校自發地組成了一個教授慰問團，前往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這是發生學潮以來我第一次踏上天安門廣場，那時候廣場上已是茫茫人海，一片喧器。但是，那節日般熙熙攘攘的熱鬧景象卻難以掩蓋彌漫著整個廣場的沉重悲劇氣氛。我們一步步向廣場中心移動，心情也隨著漸漸沉重起來。在那裏，人們的視線不時地轉到同一個方向，注視著一輛接一輛不斷發出凄厲叫聲的救護車呼嘯而過。我們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慢慢移動的腳步幾乎停止了下來。我們走了很長時間，好不容易通過學生糾察隊設置的一個個檢查口進入了學生的絕食圈。那裡面的情景令人目不忍睹，在臨時搭起的帳篷裏倒臥著許多因飢餓而失去行動能力的學生，他們目光呆滯，神情委頓，有個別學生看上去已氣息奄奄，臨近生命的極限。我們向他們表示慰問，一些人勉強掙扎著同我們緊緊擁抱在一起，淚水順著面頰濕透了衣襟，在場的人也都禁不住流下眼淚。這是生與死抉擇，但想不到竟是在象徵著共和國的天安門廣場！什麼是古人所說的“捨生取義”！我毫不懷疑，在這些學生身上仍然流淌著中華民族歷史上那些可歌可泣的殉道者的血液。我常常想，無論人們因時代的變遷會有多麼不同的價值取向，但這種捨生取義的精神恐怕是永遠不應該拋棄的；因為人都有一種追求自由的天性，一個人只要天性尚存，在必要的時候他就會為了這種自由而拋棄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64memo.com - 1989)　　這樣的時刻對我來說是終生難忘的，它使我震顫的靈魂無法安寧，我覺得自己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安然地生活下去了。　　在這天下午，我們還意外地碰上了統戰部閻明復部長到廣場發表講話。由於廣場上十分嘈雜，只能從高音喇叭裏斷斷續續聽到他講話的一些片段。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閻幾乎是帶著哭聲求學生撤離廣場，話說得誠懇，也很直率。記得他在講話裏向學生擔保，黨中央一定會修改《人民日報》關於“動亂”的說法，黨中央也決不會參加運動的同學秋後算帳。他說如果同學們不相信他的話，他可以作為人質，隨同學生們一起回他們的學校去。閻的講話使廣場上的人包括絕食的學生都深受感動，我們也稍稍鬆了一口氣。但結果學生並沒有撤離廣場，中央也沒有改變“動亂”的結論，後來的事態變得越發不可收拾。那時大家已看得清楚，中共高層已出現了嚴重分歧。 (64memo祖國萬歲-89)　　以後一連二天，北京各界聲援絕食學生的大遊行達到了高潮，一場以爭自由，爭民主為主要訴求的學生請願運動最終演變為一場有著廣泛訴求全民抗議運動，而反對中共的專制腐敗則成了運動的最主要口號。這是一場獨立的、自發地形成的公民運動，其性質完全不同於共產黨發動的歷次群眾運動；而運動規模之宏大，參加民眾之廣泛，在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到了5月17日那一天，不僅是北京的普通民眾，即使是一向對共產黨言聽計從的各個民主黨派也匯入了首都百萬民眾示威抗議的洪流，包括我所在黨派 ── 九三學社。那天，使我意想不到的是，當我們的遊行隊伍來到廣場的時候，竟受到了在場民眾的熱情歡迎。這對我來說猶如經歷了一場洗禮，一種重獲“解放”的感覺在我的心底油然而生。　　下午4點多鐘我們的遊行結束，我騎車返回人大。在過了復興門立交橋不多遠的地方，我望見馬路對面有一遊行隊伍，正緩緩往天安門方向行進。這是一個自行車隊，每輛車上都坐著兩個人，一人蹬車，一人舉著標語坐在車子的後架上，所有的人後背都斜展著一條寫有各種口號的寬幅紙條，我隔著馬路一眼看到了自己的兒子，他也看到了我，微笑著向我示意。他的自行車走在隊伍的最前列，坐在後架上的同學高舉著人大附中校旗。當時，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激動，覺得自己的兒子長大了，我們父子間的距離也一下子靠近了。我原想騎車過去叮嚀他幾句，但他們的車隊很快就過去了。 (六四檔案-1989)　　這天兒子很晚才回到家裏，看到他那疲憊不堪的樣子，他母親再也不忍心去責備他了。他默默地為兒子準備了晚飯，催促他洗了一個熱水澡。這個晚上我們的心情都很不平靜。兒子告訴我們，這次遊行他們全校共出動了一千多輛自行車，有兩千多人參加。他說他們的隊伍是在放學以後才出發的，開始很順利，但到了復興門立交橋，就再也無法向前騎了，於是就地把自行車擱在了馬路邊，重新整理好隊伍，徒步到了天安門廣場。他說當他們的隊伍到達廣場的時候，已經擠不進去了，只好在廣場外圍繞了一周。當他們返回復興門的時候，那裏的道路也同樣是水泄不通，他們是騎車繞道東郊、北郊才反回自己學校的。他告訴我們，在回來的路上，一位女同學掉隊了，他請她坐到了自己自行車的前架上，於是一輛車上由兩人變成了三人，回到學校時他已無法動彈了。 (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事後知道，這是北京市的中學生首次到天安門廣場聲授絕食的大學生。後來我們還從他的同伴那裏知道，這次遊行是他們班上的幾位同學發起的，他是其中之一，因此他和那幾位同學始終走在隊伍的最前面。現在兒子離開我們已經12個年頭了，我們一直保留著他那次遊行的照片。在其中的一張照片上，隊伍前排拉起了一條大橫幅，上面寫著：“你們倒下，還有我們！”白底黑字，特別醒目。這個給予我們美好回憶的珍貴鏡頭是一位參加遊行的女同學偷偷地拍攝下來的。在上小學的時候，兒子和那位女同學是同班同學；兒子去世後她把照相底片交給了我們。這是我們要終生感激她的，因為這是我兒子生前的最後一張照片。 (Memoir Tiananmen-1989)　　那些天，北京的局勢是嚴峻的，但也是令人鼓舞的：人民顯示了力量，政府陷入了被動。因此很多人樂觀地認為，只要把運動再堅持一段時間，政府就有可能作出讓步。但是，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到了5月19日，整個局勢頃刻間風雲突變，人們的樂觀情緒頓時被一掃而空。這天下午，就已有一些人驚恐地奔走相告，說是政府要戒嚴了，解放軍已開到了北京的郊區。於是，幾天前沸騰的北京城一下子沉寂下來了；從大學校園，到居民小區，乃至偏僻的街巷胡同，到處是一片臨難前的恐懼和慌亂。到第二天，也就是5月20日，人們終於等來了由國務院總理李鵬發布了戒嚴令；與此同時，又不斷傳來從外地調的野戰軍分多路挺進北京市區的消息。歷時一個多月的學生和民眾抗議運動面臨大兵壓境，隨時有可能被鎮壓的危難關頭。 (64memo.com´89)　　從那個時候起，運動的形勢急轉直下，廣場上的學生一天天地減少，除了少部分學生（其中有不少是外地學生）由絕食改為靜坐，繼續堅守在天安門廣場，更多的學生陸續回到了各自的學校，甚至離開北京回到了外地的老家。當時，擺在人們面前的已不再是什麼政府與學生的對話，也不再是學生運動能堅持多久的問題了，而是整個天安門廣場的安危，整個北京的安危。然而，在這十分危急的時刻，首都民眾並沒有被突如其來的白色恐怖所嚇倒，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逐漸消退了，但一場波瀾壯闊的全民反抗運動卻開始了。這場反抗運動以北京百萬民眾群情激憤堵截軍車的義勇之舉拉開了帷幕。 (六四檔案 / 2004)　　這是至今令所有經歷過那段日子的人們都難以忘懷的。從5月20日到6月3日的那些日日夜夜，人們只要聽說哪裡有軍隊進城了，就會有成千上萬的普通民眾立刻奔赴出事現場。他們是身上帶著泥土氣息的郊區農民和沒有來得及脫下工作服的城市工人，他們是來自各行各業、富有正義感的血性青年，男的或者女的；他們之中還有剛剛從廣場撤退下來的大學生和在校的中學生；最讓人感動的是，人們還會發現在這個人群中有一些已經是白髮蒼蒼的老者，他（她）們本來是可以圍著兒孫輩在家裏安度晚年的。現在，所有這些人都匯集到了一起。他們並不想與軍隊發生沖突，更不想以暴力來對抗暴力。他們手無長物，只是以自己的身軀去擋住戒嚴部隊的進軍道路。為此，甚至有一些老婦人焦急得躺在了馬路上，或跪著向軍人苦苦哀求，因為在她們心目裏，即使在這樣的時刻，解放軍仍然是自己的“子弟兵”。 (64memo.com / 89)　　在這段時間裏，我們的兒子最擔心的是廣場學生的安危，他曾多次背著我們深夜獨自去天安門廣場，幫助大學生糾察隊維持廣場的秩序，每次都是凌晨才乘頭班公交車趕回學校上課。那個時候我們學校的學生自治組織在校門口設立了一個廣播站，每天晚上都有上千人聚集在那裏聆聽有關民運的消息，以至馬路上的交通經常發生堵塞，每當這個時候，我兒子只要在場，就總是把他心愛的紅布條往自己的額頭上一扎，充當起義務的糾察隊。有一次已經很晚了，我不放心他一個人獨自在外，就在離他不遠的馬路邊整整守候了一個夜晚。 (64memo反貪倡廉-2004)　　他也曾多次向我們表示要去參加堵截軍車的行動，卻都被我們勸阻了。但終於在一晚上，他乘我們不備騎車去了西南郊的六里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他一進家就興奮地告訴我們：果然是解放軍戰士受了蒙騙。他說他和一個小戰士交上了朋友，給小戰士講解大學生絕食的緣由；小戰士則悄悄告訴他：也不知幹啥來了，反正每人給發了90元的出差補助。一路上也不讓看報、聽廣播 ── 現在被就地圍困得沒吃沒喝的。那一夜，兒子把老百姓送給他的麵包、汽水等都轉送給了小戰士，而他自己卻用身上僅有的兩元錢，從個體商販那裏買了兩套煎餅果子裹腹充飢。 (64memo中華富強-2004)　　這種令人忐忑不安的日子挨了一天又一天，終於，在6月3日的夜晚，共和國首都的上空響起了槍聲，一場震驚世界的大屠殺開始了，而我的兒子蔣捷連，一個未成年的中學生，居然成了這場大屠殺的第一批罹難者，帶著他對這片土地深深的愛，帶著他對未來的憧憬，倒在了木樨地橋頭的血泊中。　　“六四”大屠殺快十三年過去了，我不能為死者做什麼，謹以此文告慰我的死去的兒子，告慰所有在這場大屠殺中倒下的人們！　　寫於2002年4月20日　　2002-05-29

	紐約六四紀念會﹕六四錄像《回響》﹐1997年6月4日。
	日本電視臺﹕六四鎮壓時紀念碑學生錄像﹐1990年6月4日2時。
	南半球常客﹕一篇常見的網上造謠文章－－駁《六四真相--紀念被出賣了的學生與市民》--歷史只能調查，不可臆造（增補本）﹐2000年4月17日。
	方政﹕我被坦克碾斷雙腿－－六四傷殘者證辭﹐1999年2月21日。
	六月血﹕天安門民主運動大事記﹐2000年5月15日。
	日本電視臺﹕六四凌晨柴玲和紀念碑同學錄像－－柴玲﹑紀念碑上的同學﹐1990年6月4日2時。
	海明﹕清華教師六四回憶錄﹐1999年5月18日。
	六四檔案﹕最後的紀念碑﹐1989年6月4日。
	全球“六四”十五周年紀念籌委會﹕八九“六四”……永遠無法抹去的記憶－－“六四”十五周年全球徵文啟事﹐2004年3月5日。
	六四檔案﹕紀念碑台階﹐1989年6月7日。
	丁子霖向中國人權提供﹕六四證詞--27難屬和傷殘者﹐1999年2月1日。
	趙紫陽﹕胡耀邦追悼大會上的悼詞﹐1989年4月22日。
	北京青年報﹕趙紫陽會見戈談話－－絕食日志：絕食第四天（８９．５．１６星期二）﹐1989年5月16日16時。
	飛龍﹕死於六四的兩個兒童－－清明節致丁子霖﹐1994年4月5日。
	網路圖片﹕參加八九鎮壓的軍官李曉明先生在墨爾本“六、四”紀念會上﹐2003年6月4日。

我的 89 印象 ── 紀念“六四”十三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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